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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视野下的人民政协

作者: 发布时间:2017/8/26 点击: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摘要】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顶层设计和全新思路。党中央把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与发展人民政协事业整体规划、同步推进,使人民政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作为空间。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大布局、大格局,为人民政协作出了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全新的制度性安排;树立了实施两种民主形式相结合的全新民主观念;提供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全新政策环境;启动了规范政协协商民主的全新功能整合。

 

【关键词】协商民主人民政协制度性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高度,对人民政协事业发展作出新的重大部署。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顶层设计和全新思路,是解放思想、摆脱西方民主模式束缚的主动之举,是勇于担当、善于展示中国独特、独有、独到的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的创新之举。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与发展人民政协事业整体规划、同步推进,把人们对人民政协事业的认识带入了新境界,把人民政协事业的发展提升到了新阶段。研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视野下的人民政协,是一个着眼大局、紧跟大局、服务大局的重要选题。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大布局、大格局,为人民政协不仅打开了前所未有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拓展了全方位的大有作为空间:作出了全新的制度性安排;树立了全新的民主观念;提供了全新的政策环境;启动了全新的功能整合。

 

一、强化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全新制度性安排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精力清理和整顿政治生态环境,从严治党、严肃党的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目的,是确保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各级党委和政府、政协制定并组织实施政协协商年度工作计划。2014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研究了全国政协2014年协商工作计划,这是加强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一举措不仅大大增强了政协协商计划的政治性、权威性和操作性,而且开启了落实确保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的全新制度安排。

 

2015年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全天召开会议,专门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五家党组工作汇报,这在中共历史上尚属首次。会议强调,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汇报工作,是保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性安排,意义十分重大,对全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意义。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要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这是一条根本的政治规矩。不仅党员个人要讲规矩,党组织也要讲规矩。党组织不仅要讲规矩,而且要求更高———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要带头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经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201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明确规定,建立健全党委常委会会议听取政协党组工作汇报,讨论政协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年度协商计划等的制度。这一文件明确规定政协党组向党委常委会议汇报工作的内容,不仅包括年度协商计划,还包括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

 

2016年1月7日和2017年1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继续全天召开会议,听取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听取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持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切实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

 

在党中央示范作用的带动下,由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启动起来的党委常委会会议听取各有关党组工作汇报,讨论各方面的年度工作报告以及年度协商计划等制度性安排,正在得到各级地方党委贯彻落实。有了这样制度性安排情况大不一样,人大、政府、政协和

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工作被切实纳入党委的议事日程,党委常委会及时研究并统筹解决他们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成为严格制度和必经程序。这样的制度性安排得以落实,党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被确认,集中统一领导的作用得以充分体现,有效地克服了一把手说了算和常委分工易分家等弊端;“几大家”党组接受派出它的党委的领导,“几大家”党组集体向党委常委会会议请示汇报工作成为严格工作程序和政治规矩,有效地避免了“几大家”只对分管领导负责或自行其是、各自为政局面。一经党委常委会会议决定,接下来的问题是人大、政府、政协等按照法律和章程的规定去分头落实,完成党委交办的任务,有效地形成围绕中心、协调一致工作的局面。

 

党是领导核心,党委决定、各方去办是我们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领导,不仅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也是政协工作更好完成党交给任务的需要。以党委常委会会议听取“几大家”党组工作汇报的全新制度安排,切实有效地发挥了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解决了党实现对人民政协领导的具体机制和程序,同时,增进了政协与人大、政府之间的工作协调和配合,可以说,极大地提高了政协协商的政治性、权威性和操作性,为人民政协提供了从容、可靠的政治保障和政治空间。

 

二、实施两种民主形式相结合的全新民主观念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中,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国家战略和党的发展战略。民主始终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中国共产党组建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搞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叫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成功的标志,就是建立了一个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按照常理说,党执政了,又建立了民主政权,再搞民主应该更加得心应手,应该越来越理直气壮、旗帜鲜明。想当年,党依靠工农大众打天下、坐天下。工人阶级成为了领导阶级,农民通过民主改革成为了土地的主人。以工农为主体的劳动阶级确实获得了解放,享受到翻身做主人的民主。那时我们讲起民主,称自己国家实行的是大多数人的民主,是真实的民主;视西方国家的民主是少数人的民主,是虚伪的民主,很自豪,很有底气。但是,曾几何时,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多方面深刻的变化,在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民主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民民主转化中,很曲折、很反复、很艰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传统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不断分化,社会大众少有热情去体会和表达出当家作主的主人翁感。一些党员和干部,沉迷于打天下、坐天下,当官做老爷,背离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丧失了公仆意识。相当多的党员和干部真诚的、兢兢业业地为民做事,办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好事,却怠慢培养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

 

随着全民跨过温饱阶段步入小康生活,特别是利益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公民意识日益觉醒,政治参与的诉求日益提高,加快推进民主政治的压力也日益增大。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在世界范围内不同的政治发展道路的博弈中,民主问题成为西方向中国发难的杀手锏,成为纠缠我们难以专心致志谋发展的棘手的挑战。发展民主的顶层设计有所欠缺,也缺乏发展民主令人信服的硬道理。与西方国家相比,实施民主的严密程序和精致操作不够,面对西方的挑战和对西方模式的追捧,不断丧失了自信和应对的勇气。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引起的讨论,最后得出了一个“民主是个不好玩的东西”的结论。很长时间以来,党内和社会上希望摆脱民主问题上的被动局面,有效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给出了充满自信、令人鼓舞的理论与实践上的回答。2012年,中共十八大正式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战略目标;紧接着,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人民政协成立6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问题,不仅展示了全方位全覆盖的协商民主布局,而且论述了寻求最大公约数的人民民主真谛,树立起两种民主形式相结合的全新民主观念。

 

一是破除了僵化模式的思想束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民主的形式是丰富多样的,不能拘泥于刻板的模式,更不能说只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评判标准。

 

二是确立了新的评判民主的标准。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表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三是从人民民主的真谛认定了协商民主。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这样做起来,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才能具有深厚基础,也才能凝聚起强大力量。

 

四是明确了我们坚持两种基本民主形式相结合的新的民主观。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人民民主实践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和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在中国,这两种民主形式不是相互替代、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共同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五是强调协商民主的中国特色。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中独特的、独有的、独到的民主形式,具有深厚的文化基础、理论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因此,必须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确保协商民主有制可依、有规可守、有章可循、有序可遵。中国的协商民主,绝不仅仅是为民主丰富了新内容、增添了新形式,而是拓展了民主的内涵,也可以说是更新了民主的传统理念。

 

国外舆论反映,就像美国人想用协商民主激活他们的代议制民主一样,中共也希望用协商民主来激活其自身的制度潜能,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变成了现实。中国抛弃了将民主等同于选举的简单思维,推进民主既重视选举、又重视协商。选举关注的是权力来源问题,协商关注的是权力运行问题。权力来源的民主化和权力运行的民主化齐头并进,并且充分发挥后发优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倡导协商民主可以说是中国方案的一个重要内容。

 

由协商民主丰富和完善的全新民主观念可知,人民民主不能局限于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而要努力通过反复协商,致力于寻求全社会利益和诉求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人民政协提供了十分有利的舆论氛围和理论支撑。协商民主在整个社会铺开建设,协商不再局限于政党之间,也不只是在人民政协内部进行,这将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对人民政协的理解和重视。新的民主观念倡导两种民主形式相辅相成,在尊重和发挥选举民主合法性、有效性的同时,有利于尊重和发挥协商民主的合法性、有效性。人民政协协商产生委员的方式、协商履行职能等一整套不可替代的行为运作,由此都获得了空前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三、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全新政策环境

 

2015年1月5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作出了构建全方位协商民主格局的基本部署。2015年6月、7月和12月,中央又陆续下发了一系列有关加强政协协商、社区协商、政党协商实施意见的文件。中共中央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有目标、有部署,有工作布局、也有推进的具体举措,既紧锣密鼓,又有板有眼。

 

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方位全覆盖的制度体系,共开辟七类协商渠道,七种协商不是齐头并进,而是分层次、有重点地推进:即继续重点加强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积极开展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中央强调,要发挥各协商渠道自身优势,做好衔接配合,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各类协商要根据自身特点和实际需要,合理确定协商内容和方式。

 

为了充分发挥政协作为重要协商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中央对推进政协协商给予了突出的政策倾斜。其中《意见》对七种协商形式共规定了17个条款的政策,政协协商获得了其中近四分之一的四个政策条款的支持。随后,中共中央办公厅又颁布推进政协协商的《实施意见》,分别对应着《意见》提供的4个条款一一做了细化和重新组合创新,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举措,共16个条款。其中,协商内容3条;协商形式7条;与党政工作的衔接3条;制度建设3条。此外,还对协商能力按照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9月21日讲话精神,分列4条;对党的领导列了4条。这个实施意见连同中共中央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对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和开展经常性工作提出了多达几十项全新的政策规定。历史上,中共中央就政协工作专门发文件不是很多,2006年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是人民政协成立56年来中共中央第一次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就政协工作作出部署,1989年和1995年中共中央曾经转发过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规定》,这些文件对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和开展经常性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部署的全面推开,人民政协被纳入中共中央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整体设计和规划部署,中共中央密集出台了如此多的关于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的制度规定和政策规定。这些政策不仅仅数量多,更重要的是这些政策不是零星的、分散的,而且是一个体系性的政策,或者说是一整套政策体系。人民政协由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和运用政策的广阔空间。

 

在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大格局中,人民政协被赋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新定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全方位、全覆盖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政党、人大、政府、政协、人民团体、基层和社会组织都要搞协商。人大搞协商是为了更好地选举和立法。政府搞协商是为了更好地行政。人民政协是重要协商渠道和专门的协商机构,作为协商渠道之一,要发挥既不同于其他协商形式,又要与其他协商形式相辅相成的作用。人民政协悠久的协商历史和丰富的协商实践以及比较完善的协商制度建设,在协商民主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借鉴性作用。由此必然为人民政协提供超出政协协商的更广阔的作为天地。

 

四、规范政协协商民主的全新功能整合

 

人民政协到底具备什么功能历来是个复杂问题,涉及到人民政协的三项基本职能、众多经常性工作、人民政协两大主题等问题,更涉及到宪法和政协章程关于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推进,提供了通过规范政协协商民主来整合政协功能的良好机会。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从名称上看,政治协商就是政协题中自有之义,是与生俱来的职能。后来,人民政协提出了基本职能的概念,其职能又经历了一个从政治协商扩展出民主监督再扩展出参政议政的过程。1954年的章程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根据政协章程总纲,就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重要事项,进行协商和工作。1956年中共八大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后,互相监督被引入政协,但实际没有真正实行。1982年修改章程时,提出政协要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作用。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政协委员多数是落实政策性的人事安置,政协实际上难以做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1989年正式将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明确为政协主要职能。在1994年修订政协章程时,考虑到政治协商、民主监督职能执行起来的诸多局限,决定将政协主要职能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拓展出参政议政。由于当时认识上的不统一,章程将主要职能表述为: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组织参加本会的各党派、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参政议政。2004年修订政协章程时,才正式将政协的主要职能规定为: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由此产生了功能与三项职能之间的复杂情况。

 

由于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的特殊性,在政协功能与职能之间又出现了所谓经常性工作问题。人民政协的经常性工作指的是政协全体会议闭会期间政协组织委员开展的持续的履职活动。按照一般规律,政协委员应当按照政协章程规定的职能,按步就班、规范开展履职活动,不存在政协履行职能和经常性工作的区别。人民政协成立之初没有履行职能与经常性工作之分。政协成立时有代表制的政协和委员会制的政协。代表制政协的第一届全体会议在1949年9月下旬举行过会议,政协代表与会履职,发挥了协商建国的重要作用。后来就没有再召开过全体会议,政协代表亦没有再发挥作用。委员会制政协的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数很少,仅198人,其中多数人为各党派的领袖人物或职业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且不少委员还在政府中任职。政协委员的履职活动主要是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协议事情,经常共同开会议事,很难界定以委员身份开展的经常性活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人民政协开始恢复活动,由于承担着繁重的落实政策性质的人事安排任务,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人数增至近两千人。随着政协委员人数的不断扩大,相当比例的政协委员是出于各式各样考虑的政治安置,大多数政协委员都是非职业化的,由于职业性质、本人条件等的限制,他们除了参加一年一度的全体会议之外,很难集中精力、集中时间、持续参加政协组织的履职活动。由此产生了政协委员在会议期间履职和闭会期间日常履职的不同,特别是开展经常性工作的复杂性、特殊性。相对于政协会议履职形式,委员参加政协经常性工作在方式上难以划一规范,不得不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和针对性,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和组织管理上的难度。

 

由于政协的经常性工作经历了一个由少到多的延续与拓展过程,有些工作创立的初衷甚至与履行职能没有直接关联,在工作开展的实践中才逐渐承担起履行职能的责任。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开展的最早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政协成立之初就有提案工作。最早的提案是由参加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代表提出的,这时的政协代表的提案相当于后来的人大代表的议案。政协提案最早只在政协全会期间提出和受理,后来演变成常年可以提出并受理,成为一项影响深远的政协经常性工作。人民政协具有学习的传统。学习也是人民政协最早开展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当初在政协创立学习工作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推动政协委员过社会主义关,进行思想改造。现在的学习工作仍然具有改造世界观的作用,但更多的成分是为了帮助政协委员知情明政,更好履职尽责。视察工作是1955年由毛泽东同志倡导的,最初是由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共同参加,后来由人大和政协分别进行。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由周恩来同志倡导的,主要是想将政协委员的“三亲”经历记录和留存下来,以便存史育人。随着文史资料征集的同步性、广泛性提高,这项工作被赋予了更多建言立论的意义。有计划、系统开展以专委会为主体的专题调研活动,开始于上个世纪90年代,倡导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认为人大“立法”,政协不“立法”,但应当“立论”。与此同时,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创立了反映社情民意信息工作。这项工作的立足点是希望将其他渠道因种种原因不便反映的,又散落于民间、滞留于基层有识之士的真知灼见,能够通过一个快捷、郑重的方式,直接报送给决策者和领导层,以便为政协委员开辟一条与决策者联系沟通的“直通车”,交给委员一把反映本界别群众意见建议的“尚方宝剑”。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政协经常性工作的领域不断拓展。政协利用委员的优势和地域的优势,开展了与港澳台同胞联谊的活动,并纳入促进祖国统一的全局工作之中。政协对外交往工作被纳入国家外交总体布局的同时,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形式发挥着重要作用。

 

十二届全国政协带头贯彻落实中央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特别是政协协商的有关政策规定,积极增加协商密度,以年度协商计划和重点协商议题包括监督性议题为龙头,串联起各项职能和各项经常性工作,不断形成了142088的模式。一年一次全体会议,每年两次议政性常委会+两次相当于常委会会议规模的专题协商会,20次左右的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大会和专题协商会进行80多次专题调研和视察活动,这样的“一条龙”或者“一条鞭”的工作机制,在实践上有效地规范和整合了各项职能和经常性工作,也对各级地方政协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在政策方面,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的意见》开宗明义指出,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民主监督工作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强调人民政协的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是协商式的监督。人民政协作为专门的协商机构,显然不是独立的监督机构,更不是专门的监督机构。监督回归协商成为明确的规范和整合趋势。

 

人民政协和其他组织相比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一般单位和部门都是一个主题,围绕一个中心开展工作。人民政协则坚持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并举。人民政协工作的两大主题直接影响对人民政协功能的理解。大力推进政协协商民主建设,有效地烘托和突出了人民政协的民主主题,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淡化政协履行职能和开展经常性工作的团结主题。人民政协推进协商民主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所谓竞争式的民主,不是分裂、对立、对抗以求你下台我上台的民主。政协的协商民主,讲究从团结目的出发,通过发扬民主,巩固和提升团结。政协履行职能和开展经常性工作本身就包含着团结的意图、团结的功能、团结的效果。应当也必须通过整合和规范功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团结主题进一步弘扬起来。长期以来,政协在履行职能和开展经常性工作的过程中,创造了不少体现团结功能的特殊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对国外友人、港澳台侨同胞、党外人士和其他重要统战人士,用慰问、交友、联谊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做团结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中共十八大以来,人民政协坚持政治上清明、工作上朴实、态度上真诚,力戒形式主义,避免功利倾向和奢华苗头,不断端正各种团结联谊活动,努力用团结民主两大主题并举来带动和规范政协功能。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出,“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致力于把党的意志、人民的意志转化为法律意识、宪法意识,是治国理政的既定思路。目前我国宪法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政协章程则规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人民政协是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是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是专门的协商机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未来修改宪法和修订政协章程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整合和规范人民政协定位定性的表述,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一步精炼表述人民政协的性质,必然会引起对包括政协基本职能、经常性工作等功能因素的深度整合与规范,为此有必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作者:郑言惠

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

本文刊登于《中国政协》2017年第15期

 

本文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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